据国外媒体报道，如果你最近感觉意志消沉，那你并不是一个人。随着新冠肺炎疫情不断持续，美国的抑郁症也有抬头之势。据美国人口普查局介绍，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人都表现出了抑郁或焦虑的症状。这一比例达到了六年前自称心情抑郁的人数比例的两倍。
虽然抑郁症和焦虑症都可能成为令人心力衰弱的严重疾病，但科学家和医生们对治疗它们的工具仍然只是一知半解。抗抑郁药物被普遍用来治疗中度至重度抑郁症。虽然医生和研究人员们知道这些药物对大脑的基本作用，但仍不清楚这些效果中有多少属于安慰剂效应、又有多少是真正的药物疗效。有这么多的未知数，再加上抑郁症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的疾病，医生们常常要尝试好几种抗抑郁药物，才能找到对病人最有效的一种。
促进大脑交流
据美国内布拉斯加医学中心临床精神病学家劳伦·埃德沃兹指出，目前全球约有40种不同的抗抑郁药物被用在临床治疗中。最常见的一类抗抑郁药物为三环素类药物（包括地昔帕明、阿莫沙平等），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包括百忧解、帕罗西汀、舍曲林等）、以及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包括度洛西汀和倍思乐等）。虽然这些药物发挥疗效的方式都差不多，但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运用得最为广泛，相比另外两类药物，副作用通常也较少。
总的来说，这些药物都是通过提高大脑中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等神经递质的水平发挥疗效的。这些化学物质可以帮助信号在神经元之间传播，在大脑交流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为何促进大脑交流有助于缓解抑郁症状，科学家仍然不太清楚。
“我们只在一定程度上知道这些药物的作用，但并不清楚它们为何对治疗抑郁症或焦虑症有效。”埃德沃兹指出。
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临床精神病学家克里斯汀·德雷克指出，抗抑郁药物可在服用后迅速提高这些神经递质的浓度。但患者们往往在刚开始服药的前几周里都感受不到药物的效果。为何会出现这样一段延迟期、以及这段延迟期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也仍然不得而知。
“关于这段时期可能发生了什么，有几种不同的理论，大多数都与大脑的生长潜力有关。”德雷克指出。抑郁症患者特定脑区的体积往往会有所缩小，而这可以通过服用抗抑郁药物等治疗手段得到恢复。增加神经元之间的交流、以及大脑活动，也许可以促进新神经元的生成，并增强大脑创造新神经连接的能力。从本质上来说，这些都有助于强化大脑。
“大脑不用则废，”埃德沃兹指出，“倒不是说你的大脑会完全萎缩，但如果不经常动脑，大脑就会略微萎缩一些。脑细胞也会变得‘干瘪’，减少与其它细胞之间的联系，甚至有可能死亡。”
安慰剂效应
此外，科学家也不清楚究竟有多少患者仅仅是知道自己正在接受治疗才有所好转的。这种影响叫做安慰剂效应，在许多疗法都发挥了一定作用。专家们并不清楚患者服用抗抑郁药物后感受到的疗效有多大程度是由安慰剂效应造成的。就在几年前，专家们还争论过，抗抑郁症的所谓疗效是否完全拜安慰剂效应所赐。
不过近几年的研究显示，抗抑郁药物也许既有实际的药理效果、又有安慰剂效应，并且后者会对患者刚开始服药时的感受造成影响。例如，近期开展的一项大型研究分析总结称，与仅服用安慰剂相比，抗抑郁药物的效果的确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意义。上世纪90年代开展的一项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称抗抑郁药物有25%的疗效来自安慰剂效应，25%来自未知因素，还有约50%来自药物本身的药理作用。
“我认为我们需要意识到安慰剂效应这一现象，甚至要设法进行利用。”埃德沃兹表示。有些患者开始服用抗抑郁药物短短几天后，便感觉有所好转，而此时药物也许尚未开始起效，“如果光是早期的安慰剂效应就让他们感觉好些了，那么在接下来为期一年的服药期间，药物想必也会对他们有所帮助。”
不断试错
由于存在如此多的未知因素，每位患者可能要尝试好几种药物，才能找到对自己最有效的那种。在选择开哪种药时，医生需要考虑诸多因素。抑郁症在不同患者身上的表现也有所不同。医生必须考虑患者的年龄、病史、家族病史与精神病学史、现有疾病、以及生活环境等等。
“例如，如果患者是一名中年男性，最近刚发作过心脏病，并且胆固醇高、有睡眠呼吸暂停征、饮食习惯也很差，适合他的药物就和一名刚离家求学的19岁女性适用的药物不一样。”
个人对未来的规划（如是否有怀孕生子的愿望、还有多久进入更年期等等）也会对药物的选择造成影响。并且，假如某位患者的家庭成员曾服用过某种抗抑郁药物、并且疗效很好，那么该患者适用这种药物的概率也会比较高。
抑郁症的症状不同，药物的选择也会有所区别。假如某位患者有睡眠障碍，或者常感到焦虑和恐慌，就更适合在夜间服用有镇静效果的药物。还有些药物有助于缓解伴随抑郁症出现的偏头痛或神经痛。
说到底，全面了解患者信息可以帮助精神病学家选择更加合理有效的药物。除此之外，要想有效治疗抑郁症，可能还需要对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工作与生活压力等诸多方面做出大刀阔斧的改变。药物只是治疗抑郁症的“武器库”中的一件较为重要、但尚未被人充分了解的工具而已。（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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