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立农：十个人里就有一个糖尿病患者

本文受访专家：国际糖尿病联盟IDF西太平洋区候任主席、北京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纪立农教授

　　近六成糖友不知道自己患病

　　纪立农教授说，中国糖尿病患病率接近10%，患病人数已超过一个亿。然而，我国糖尿病知晓率只有约40%并没有达到全球的平均水平。同比发达国家，荷兰的知晓率是95%，法国的知晓率是100%，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差异？纪立农教授补充说：“这些国家几乎所有人每年都有体检，体检中都有筛查血糖这一项，只要患上糖尿病，在体检的时候就会被发现。因此，今后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提高糖尿病的知晓率，让那些60%的人里有更多的人知道他有糖尿病，只有早期治疗才会更好地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此外，他也特别强调，在已被确诊的糖尿病患者当中，标准治疗里需用降血糖、降压、降脂、抗血小板治疗，但落实情况依旧不够理想。因此，临床医生要改变以血糖为中心的观念，要把糖尿病的综合管理这个理念落实到行动中。最后，是关于并发症的筛查，目前只有部分住院的患者才有机会得到比较系统的并发症筛查，而在门诊，并发症的筛查率是非常低的。比如一个糖尿病患者能够在早期发现有视网膜病变的话，可以通过加强血糖的控制，如果已经威胁到视力上，可以通过注射胆固醇抗体来进行治疗，通过激光治疗来减少他失明的风险；对于一些已经有糖尿病足的患者，要让他们知道如何去保护足，就可以减少发生糖尿病足溃疡的风险；还有一些高危病人要告诉他们如何去洗脚，如何去保护皮肤，如何去剪指甲，就可以避免最后被截肢......而这些举措都是需要一一落实到位。

　　糖尿病诊断：血糖PK糖化血红蛋白

　　2009年国际专家委员会就研究过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发生风险与糖化血红蛋白的相关性，并提出将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6.5%作为糖尿病诊断的切点。2010年ADA和2011年WHO也制定了糖化血红蛋白诊断糖尿病相应的标准。目前，在美国和加拿大基本都将糖化血红蛋白作为诊断糖尿病的首要指标，WHO也建议，在条件成熟的国家和地区，也可以将糖化血红蛋白作为诊断糖尿病的指标。但ADA和WHO均建议，只能选择糖化血红蛋白或血糖其中一种来诊断，不能同时检测两者得出不同的诊断结论。

　　对此，纪立农教授指出：“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即OGTT是诊断糖尿病的'金标准'，与糖尿病并发症发生风险息息相关，但其缺点在于检测需空腹，耗费时间多，生物变异性大，空腹和餐后两小时血糖缺乏一致性。而糖化血红蛋白检测则胜在不需空腹，患者来到医院就可以抽血检验既节省时间，且变异性低今天测和明天测差别不大，个体稳定，可重复性也高，它是反应一个人长期血糖变化的平均值，从而更客观。另外，目前临床上关于糖化血红蛋白控制到多少，就可以相应减少并发症发生的风险的证据也比较充足，但是这个指标也有些缺点，比如有些人，他的糖化血红蛋白是单独升高的，但血糖不高，这些人可能是因为缺铁或者已经发生了贫血，这种糖化血红蛋白的升高是和血糖升高是不平行的，那么这些人到底是不是糖尿病呢？我们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研究来证实，就是这个指标的特异性问题，现在也开始被发现，正在被引入。”

　　他进一步指出，“在中国，糖化血红蛋白检测本身的标准化还做的不好。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临床证据来证明在中国糖化血红蛋白超过多少，病人的视网病变风险就提升多少。”

　　复方制剂或成用药新趋势

　　中国2型糖尿病患者并发症发生率高，其中主要的致残和致死原因是心血管疾病。因此，糖尿病药物治疗不仅应注重在降低血糖，还需以不增加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或因心力衰竭住院的风险为前提。

　　此外，就药物的选择而言，纪立农教授指出：“早期联合治疗能使血糖迅速达标，这是糖尿病治疗的重要策略，但频繁、多片服药会大大降低患者依从性。因此，如果把一片降糖药看成一个分子，能用一个‘分子’长期稳定地控制血糖是我们长期追求的目标。而复方固定制剂就是把多个分子合成一个分子从而发挥比单个分子更强大的作用。以西格列汀+二甲双胍固定复方制剂为例，只用一个‘分子’就能把血糖控制得更好，同时能提高患者依从性，且不增加患者经济负担，何乐而不为？而且这两者结合并没有增加药物的副作用。所以我们应该逐渐让临床医生在早期就使用联合治疗，把糖尿病控制地更好，使控制良好的血糖达标时间更长，这样可以节省好多费用和时间，病人可能都不需要经常回来看病了。”

　　“互联网+”模式应以满足需求为前提

　　谈到“互联网+”与慢病管理，纪立农教授表示，因为中国的医疗资源包括医生和医疗机构均有限，而病人比较多，且分布比较广，因此，借助于互联网这个技术去提高慢病管理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一个方向。如果利用得好，确实可以弥补我们医疗资源不足的缺陷，让更多的糖尿病患者能够得到比较好的管理。